摘要：10400棵咖啡树，杨加林和妻子，手握镰刀，一刀刀砍下去，砍了整整四天。枝繁叶茂的咖啡树，忽喇喇似大厦倾。2011年前后，云南保山市咖啡豆的收购价，开始断崖式下跌。从高峰十多元一斤，一路跌到2016年，只剩三、四元一斤。为了生存，杨加林砍去...
10400棵咖啡树，杨加林和妻子，手握镰刀，一刀刀砍下去，砍了整整四天。枝繁叶茂的咖啡树，忽喇喇似大厦倾。
2011年前后，云南保山市咖啡豆的收购价，开始断崖式下跌。从高峰十多元一斤，一路跌到2016年，只剩三、四元一斤。
为了生存，杨加林砍去了一半咖啡树。他挥着镰刀，内心沉痛：“全国99%的咖啡，都产自云南。”云南咖农至少有40万，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上。
保山地处云南西南部，北纬25度08分。咖啡本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的产物，保山已超出范围，却在干湿分明，昼夜温差大的庇佑下，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路子，成为全国最大的咖啡种植基地。
“这么大的需求量，咖农为啥挣不到钱？”杨加林想不通。他瘦削黝黑的脸庞上，满是饱经风霜、苦心操劳的痕迹。三十出头的年纪，看起来如年过五旬。
过去十年，村民陆续砍树弃田，年轻人钻入大城市，“在上海，做个流水线工人，日子都比种咖啡好过。”
杨加林舍不得。50亩咖啡田，砍掉一半，还有一半。他把剩下的树交给妻子，自己到上海打工，挣钱还债。
踏上火车的那一天，杨加林心想：“等债还完了，还要回来种咖啡。”
1956年，保山国营潞江农场率先实验，试种阿拉比卡系列咖啡豆成功。由此，潞江坝的咖农开始大面积种植小粒咖啡。
今年60岁的张和云，仍记得当年潞江农场的盛况。3000人的农场，种着咖啡树和橡胶树，大人集体给树施肥，小孩子在田里树间穿来穿去。“当时不知道咖啡是什么，只知道这东西养活了我们一家。”
上世纪80年代，保山政府将咖啡作为特色产业来打造。建立咖啡示范园、扶持龙头品牌、加大营销宣传。
1987年，雀巢的技术总裁到保山考察，喝了一口保山咖啡，忍不住道：“这是我在中国喝过最好的咖啡。”
“入口是热带水果的清爽香气，甘甜明显，果酸明亮，混合了黑巧克力浓郁的香气，入口顺滑，层次丰富。”电影《一点就到家》里，这样描述云南咖啡的口感。
“我们的咖啡豆，不比那些国外著名品牌的差。”20岁那年，张和云开始种咖啡，他见证了保山咖啡的香气一路飘到国外市场，甚至还有普洱等地的供应商，将当地咖啡豆运到保山加工，最后以保山咖啡的名义卖出去。
阿拉比卡的子品种铁皮卡，是保山咖农最得意的杰作。栽下树苗后，是咖农四年的培育和守望，树苗每年至少施肥两次，警惕天气过干或过湿。四年后，才能结出第一批果子。
11月的保山，温暖干燥，是采摘咖啡果的季节，农忙延续到来年4月。摘回来的果子，经脱壳机去壳，晾晒，等着收购商上门收购。
2000年后，带壳咖啡豆的收购价突破4元每斤。当时的保山咖农，少则种着几亩咖啡田，多则上百亩。这样的价格，每年最多能收入十多万元。咖啡树成了保山咖农的“生命树”。
这一年，16岁的杨加林，砍掉父亲种的6亩大型咖啡树，自己又扩种4亩，栽下铁皮卡。收成后，咖啡豆价格涨到6元一斤，杨加林挣了五、六万。
尝到甜头的杨加林，将咖啡田扩种至 50亩。农忙时，还要请七、八个临时工帮忙摘果子。一直到2011年，咖啡豆价格都在平稳攀升，最高时接近13元一斤。
挣来的钱，杨加林拿来盖了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子，一家六口搬了进去。
2011年，是保山咖农最不堪回首的一年。
过去的收购季，村里每天至少来两位收购商。到了这年11月，杨加林翘首以待，却见不到收购商的身影。
树上的果子亟待采摘，家里10吨豆子堆了一周后，收购商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：“价格只能给到6元一斤，你卖不卖？”
“大家都懵了，当然不卖！”大多咖农选择囤货，杨加林急用钱，“割肉”卖了3吨，他心里还揣着希望：“一定会涨起来的。”
过了两天，收购商又传来消息，价格跌到5元，且有继续下跌的迹象，咖农在惶恐之下纷纷脱手。
之后几年，咖啡豆的收购价，一直徘徊在谷底。咖农们熬不住了，不约而同地开始砍树。村里50户人家，一半人砍掉咖啡树，老人在家种芒果、甘蔗，一年收入要比种咖啡多一倍。年轻人则都奔向北京、上海、昆明。
杨加林没舍得砍树，家里却已捉襟见肘。
他的50亩咖啡田，一年要花两三万元施肥、请工人，到头只能挣五万。他发不出工人工资，便抵押房子和土地，向银行贷款。每年贷2万，一借就是5年。
2016年，咖啡豆价格跌入谷底，只剩3元一斤。杨加林挣不到钱，反而欠银行10万元。
咖啡树郁郁葱葱，咖啡果火红爆满，杨加林和咖农却不敢摘，任由果子烂在树上，“采摘耗费人工、加工成本，不如不摘。”
杨加林狠下心，喊来妻子，两人移平了一半咖啡田，改种芒果、玉米等作物。
但是咖啡树的命运，并没有好转。
2019年上半年，云南省遇上干旱，部分咖啡树干死，还有的只开花不结果。
保山原本共30万亩的咖啡田，只剩下10万亩左右。当年，云南省咖啡总产量，只有13万吨，比高峰时少了3万多吨。
这年，收购价虽涨了几元，却远不够支撑咖农的生活。杨加林和妻子养着两个老人，两个正上小学的孩子，眼看米缸已见底，还欠着银行的贷款。
村里在上海打工的朋友劝杨加林，来上海吧。2019年初，杨加林只身去了上海。临走前，他还在想，还完钱，一定要回来继续种咖啡。
夏天，在体感温度超过40度的车间里，杨加林做着货物包装工，每月挣6000元，要寄5000元回家。
晚上关了灯，他向工友炫耀云南的咖啡豆，“质量好，还卖到了国外。”咖农不挣钱的事情他掖着没讲，疑问也只悬在自己心里：“我们的咖啡豆质量那么好，为什么卖不出好价钱？”
从2013年开始，国内的咖啡消耗量，每年都保持10%以上的增长，2017年猛增29%。在北京、上海等城市，一杯高端咖啡的价格卖到了30元以上。
但咖啡市场虽越来越大，咖农却越来越穷。
云南每年产10多万吨生咖啡豆，产量居全球第九，但给云南贡献的GDP，只有10亿元左右。
以杨加林、张和云为代表的保山咖农，大多只做初加工。他们将咖啡豆卖给收购商，有些收购商有烘焙咖啡的能力，有些则没有，继续转卖。几经周转，才到咖啡品牌手里，诸如星巴克、瑞幸、全家等，中间存在不少差价。
豆贱伤农，而市场的无序竞争，也间接导致了保山咖啡豆被贱卖。
近十多年，云南本地兴起了不少咖啡品牌，大多做着速溶咖啡的生意，销往线下商超，以及各大线上平台。
2015年进入咖啡行业的中啡，在网上销售速溶咖啡。普通的速溶咖啡，价格在1元钱一杯上下。其品牌负责人郭磊发现，速溶咖啡的价格越来越低。有品牌把价格降到5毛钱一杯，其他品牌为竞争，便降成3毛钱，最低的，还出现了1毛钱一杯的速溶咖啡。
于是，中啡也加入了价格战。价格压缩，成本自然要克扣。很多网店的速溶咖啡评价栏里，都写着“没有咖啡味道”、“质量差”等类似的评价。“这些咖啡用的是极次的咖啡豆，且含糖量高，咖啡因含量低。”
云南咖啡的口碑，在消费者心里一降再降，收购价随之一跌再跌，最终导致咖农出走。
因接触粉尘，杨加林皮肤经常过敏，高压工作下生了病，低血压倒在车间里。只在上海待了三个月，杨加林就被迫回了保山。他很想看看上海市中心的咖啡店，却没来得及出门。
2019年底，咖啡豆收购价回升到了六、七元一斤。杨加林比以前更努力地种咖啡，只能勉强收回成本。他知道种咖啡能靠天靠地，可要将咖啡卖出好价钱，他却不知道该靠谁。
2019年，郭磊砍掉中啡的三合一速溶咖啡，“不再打价格战。”转做纯咖啡粉、挂耳咖啡，以及熟咖啡豆，提升品质。
转产后，2020年，中啡在天猫的销售额超过1亿元。
杨竹是保山较早打造品牌的咖农，2009年，他开了自己的第一间淘宝店，隔年又入驻天猫，陆续推出中咖、辛鹿等咖啡品牌。如今，他的店铺年销5000万。
除了自家种植园，中啡和中咖等品牌的咖啡豆供应，大多还是来自张和云、杨加林这些咖农。
过去，咖农和品牌之间，存在多重链条。落到咖农手中的钱，寥寥无几。
2019年，阿里巴巴推出了“云南咖啡千人培养计划”，建立咖啡创业者培训，预计用3年时间，在云南培养1000名专业的咖啡创业者，为云南咖啡开疆拓土。
团队还带领50个咖啡品牌，和云南当地咖农、供销社签署现场采购协议。张和云、杨加林等咖农，终于和品牌牵上线了。
中咖走“精品路线”，重点采购精品咖啡，张和云等咖农按照中咖的要求种植、采摘精品咖啡豆，最终的价格，能卖到30多元一公斤。他所有的豆子里，精品率能达到50%。
2020年10月，电影《一点就到家》上映，很多人才知道，云南不止有普洱茶，还有咖啡。电影里，李绍群是个固执的咖农，守着咖啡田，日复一日地研究咖啡品种。
张和云是现实版的李绍群。
前60年人生里，张和云只做了一件事——种咖啡。他改良了四个品种，投入先进的滴灌设施，什么样的豆子最好，他瞄一眼就知道。
40岁那年，张和云才买到咖啡机，喝上人生第一口咖啡。
“又苦又酸，本来想倒掉，但这是我自己种的，怎样都觉得好。”这一喝，就是20年，老伴和孩子不能理解，这么难喝的东西，张和云是怎么喝下去的。
张和云很清楚，他对于咖啡的感情并不停留在味觉上。收购价跌入谷底的那几年，家里40亩咖啡树，他一棵也没舍得砍。“最难的那几年，都在吃年轻时的老本。”
去年，普通咖啡豆的价格涨到了八、九元一斤。身边的咖农很兴奋，都在讨论，“会不会回到十几元一斤？”
张和云端起一个陶瓷缸子，从咖啡机里接了半杯咖啡，嘬一口回道：“越喝越好喝，心里存着希望总是没错的。”
